的特种存留意义与价值,丰子恺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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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试论白马湖文学的独特存在意义与价值 丰子恺(Zikai·Feng,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生,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石门镇人。原名丰润,又名仁、仍,字子觊,后改为子

试论白马湖文学的独特存在意义与价值

丰子恺(Zikai·Feng,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生,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石门镇人。原名丰润,又名仁、仍,字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着名。

王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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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作家群体研究中,白马湖作家群曾是一个长期缺失的概念,至今似乎尚无定论。这个出现在20年代初、中期,汇聚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文人群体,既以教育名世,一度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说,以至于当时许多远在四川贵州等地的外省学子也纷纷慕名前来求学,也以此地曾成为作家诗意的理想栖居地而群贤毕至、文人咸集,拥有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熏宇、刘叔琴等一批知名作家,产出白马湖品牌的文学创作而饮誉五四文坛,一直为海内外的众多文人学士所神往。这一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理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对其的种种误解也理应予以匡正。本文特就其独特存在意义与价值,略做申论。

在第一师范时,他因善于写文章,国文常得第一名,很受国文老师单不庵的器重。单不庵觉得在“丰仁”这个单名之外应该有一个双名,而“慈玉”是小名,应另取一个名字。因此单不庵就给他取了“子顗”。后改为“子恺”。从此,他就取名叫“丰子恺”了。后来写文、作画均用此名。

丰子恺在早期作画时,曾用TK署名。那是“子恺”二字的英文拼写缩写。当时的子读作“TSU”。

白马湖作家群长期未得确认,主要源于研究者对这个群体认识上的歧异。分析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种:

丰子恺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另一位对他有较大影响的老师则是夏丏尊,他称李叔同对他的教育方式为“爸爸般的教育”,而夏丏尊老师的则为“妈妈般的教育”,这两位老师,尤其是李叔同,对他的一生影响甚大。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后丰子恺曾作文《怀念李叔同先生》以纪念恩师。1917年与同学组织桐荫画会。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回国后从事美术、音乐教学,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院。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在一些大专院校执教。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一是这个群体并没有结社,不可能像其他文学社团那样有鲜明的结社宗旨和代表社团的标志性文学期刊,当然作家们也没有提出过明确统一的文学主张。于是,因其没有一个白马湖社,在创作上也未形成白马湖派,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中,就很难纳入研究者们的视线之中。迄今为至的各种现代文学史版本,都没有将白马湖作家群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家群体进行描叙与论述,当时活动在白马湖畔的诸多作家都被分别纳入其他文学社团、流派中,这个群体文学活动一度非常活跃且其创作显出一定文学社团、流派色彩的独立存在意义就此消失了。

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6年,任教职于上海艺术大学。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1937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

二是对白马湖作家群的社团、流派归属产生的歧见。尽管白马湖作家没有结社,但这个群体20年代初、中期在白马湖畔的汇聚且产生过很大影响,毕竟是个事实,自然也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然而,由于这个群体在白马湖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在白马湖畔的创作数量也不算太多,研究者大都认为它还没有能够来得及形成一个社团或流派,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看待,往往将其挂靠在某一个已有定评的社团或流派中。这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将其挂靠在文学研究会。由于文学研究会设有宁波分会,当时活动在白马湖畔的作家,又往往都在距此不远的宁波四中兼课,他们大都被认为是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成员,于是,白马湖作家群就被纳入了文学研究会分会的一个群体,白马湖散文也被当作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流派来进行研究。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宁波分会建于文学研究会鼎盛的20年代中后期。从宽泛和通达的眼光看,文研会宁波分会的活动地域除宁波外,似也包括上虞的春晖乃至上海江湾的立达学园[1],将白马湖创作也包容在内,这显然是一种相当宽泛的概括。另一种是将其往后挂靠,即以白马湖作家后来的集聚地作为派的命名。这些作家在20年代后期于白马湖星散后,大多围绕在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且持续的时间更长,创作也更多,故而把它命名为立达派或开明派。如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所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8月版中把这个作家群称为立达散文家,在1998年8月版的修订本中又把这个作家群称为开明派,关于改变说法的理由则并没有作具体的阐述。另一位研究者姜建则认同开明派的说法,其在《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流派开明派论略》[2]和《白马湖流派辨证》[3]等文中都有对这一观点的详尽表述。

三是过去在提及这个作家群体时,研究者的视角往往集中在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夏丏尊、朱自清和丰子恺身上,而这三位散文名家,在文学史上早已经各有归属,有了所谓派别上的定论,似乎无须再立门户,于是也就不再有白马湖作家之说了。其实,深入研究这个作家群体,它的成员还有很多,远非上述三位作家;而且即便就这三位作家而言,其在白马湖时期的创作,也自成一体,明显打下了群体性的创作印记,因此无视这个群体的存在,显然也未为确论。

上述观点,大体上都未将白马湖作家群或白马湖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作家群体和文学现象看待。这些观点长期主导着现代文学研究,故而使白马湖文学总是声名不彰。然而,白马湖文学在当时和后来的影响都是无庸讳言的,它肯定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作家群体已经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首先打破这一局面的是台湾作家杨牧。1981年,杨牧在《中国现代散文选》的《前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白马湖风格之说,并将白马湖风格概括为清澈通明,朴实无华,不做作矫揉,也不讳言伤感;还认为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树立了白话记述文的模范,夏丏尊和朱自清是白马湖风格派的领袖。[4]1985年,香港学者黄继持认同了这一观点,并在《试谈小思》一文中认为台湾作家小思的一些散文作品似也可以跻身于白马湖畔散文作家之列[5]。受到台港作家、研究者的启发,大陆学者也开始了对白马湖作家群的关注与研究。1994年,朱惠民选编、出版了《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一书,并在该书代前言《红树青山白马湖》一文里,把这些作家们的散文称为白马湖派[6]。专力于丰子恺研究的陈星,此时也将单个作家研究拓展为整个群体研究,其作于1991年的《台、港女作家林文月、小思合论》中就申述了香港学者黄继持的看法,肯定了白马湖作家群说法的合理性,[7]并于1998年出版了对这个群体作综合介绍的《白马湖作家群》[8]一书。此外,台湾学者张堂錡发表于1995年的《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论》[9],有对这个群体的形成及其创作风格的较为深入的论述,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进入21世纪后,对于这个作家群的关注者越来越多了,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颇可观,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建华、王晓初主编的《白马湖文学研究》论文集[10],从多个层面对白马湖文学作出探究。

由此看来,对白马湖作家群或白马湖文学的认识存在着歧见,论之者说有,辩之者所无,可谓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白马湖文学现象的存在,是无法抹杀的事实,问题的关键是要论证其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存在意义与价值。

白马湖作家群的独立存在意义,并不取决于这个群体是否结社,也不在于作家们是否曾经打过派别的旗号。郁达夫曾经说过,原来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添加上去的,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像当职员似的。[11]此说甚是。考察一个群体是否存在,是否拥有响亮的口号与明确的主张,本不是关键。例如,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和海派,就既不曾结社,也没有发表过声明,甚至连当事人都浑然不觉,半个世纪过去了都没有人给以文学流派的评说,直至80年代后期随着现代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遂有了关于这两个流派的评定,研究者们根据这两派作家大体相同的文学主张、审美情趣、创作趋向给出了两个文学流派的称号。可见这两个流派论定同样是事过之后研究者们添加上去的,只是因此种论定有显著的学理依据,终于为学术界普遍接受。我以为,对白马湖作家群,也可作如是观。

对于白马湖作家群,是否一定要给以文学流派的认定,例如将其名之为白马湖派,似乎还可讨论,但它作为一个体现一定流派性质的独特作家群体的存在,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文学流派是文学思潮、作品风格和文学主张等近似或雷同的一个集体的文化形式。每个流派有相对应的作家群体,这些作家和文学流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一个流派并不是其成员的简单的相加,而对于其中的作家的研究,也不能简单的用流派的风格思潮主张什么的来套,因为一群人进入到一个文化集体,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集体的文化形式,他们在这种文化形式中的各种行为和言论都不会出现多大的悖离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原先的自我个性,只要一有机会,他们每个人都可能显现自己的理论个性和文学个性[12]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马湖文学现象就介于体现集体的文化形式和此种形式尚未完全成形之间,将其完全等同于流派,也许稍嫌草率,但无视其独立存在意义,则显然是对一段重要文学史研究的缺漏。

作为一个作家群体,白马湖作家群自有其形成、演化轨迹,通常描述其发展路径是:源起于白马湖,延伸于立达,发展于开明。以往的研究者忽略白马湖,只看重立达与开明,可能是以为白马湖期间为时不长,声势不大,尚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或流派。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这源起阶段对于这个群体的形成有着无可漠视的意义,而且源起阶段它已体现出作为集体的文化形式而呈示的特点,这对于一种文学现象和一个作家群体的成型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这个群体的组合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对群体内涵应有更拓展的认识。

白马湖群体的形成,应该追溯到浙一师。由著名教育家经亨颐长校的浙一师,在新文化运动中唯北京大学之旗帜是瞻[13],积极介绍、传播新思潮、新学说,在当时颇有声望。如以该校师生为主创办的《浙江新潮》,以议论更彻底,文章写得天真烂漫,十分可爱而受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的推崇。[14]而其产生广泛影响,恰恰是在于集聚了一批文化精英,如被称为四大金刚的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久、陈望道,和被称为后四金刚的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王祺。后因受到反动势力压迫,经亨颐愤而辞职,赴浙东同时兼任上虞春晖中学和宁波省立四中校长,浙一师进步教师与校长同进退,也到这两校任教,于是就有金刚们在白马湖的再度聚会。先后在这两校往返奔波,当着火车教员、轮船老师的有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刘延陵、许杰、夏承焘、张孟闻、刘熏宇、刘叔琴、匡互生、朱光潜等,这些教师兼作家,就是通常所说的白马湖群体的主要成员。由此看来,由浙一师而白马湖,分明有着一条先后连接的历史线索,这个群体的形成,实有远比单纯的白马湖群体更为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作家在五四文学初期就已崭露头角,他们志同道合聚集在浙江,从事扎扎实实的新文化和文学事业,实非偶然的巧合;而其甫在白马湖立足,即引起较大反响,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其在五四期间的影响。因此,谈白马湖,不能不谈浙一师,这个群体在前后两个阶段的联系与承续,既有文化、文学精神的内在一致性,又有文学创作倾向上的承续性与连贯性,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观照,当能拓展对这个群体的认识,也更能察见白马湖文学承续五四传统的独特文化品格。

其次,对白马湖群体无可取代的独特地位的认知。

这个群体源起于浙一师,但文学创作活动的深入开展,主要是在白马湖期间,因而称其为白马湖群体是合适的。而且,这个群体还绝对不是一种松散的组合,而是在地理环境、人事背景、文人志趣相投等方面显出相当程度的紧密联系性。白马湖四山拥翠,曲水环之。菜花弥望皆黄,间有红墙隐约,更兼这里的人们淳朴与平和,感觉进入其间犹如置身仙境,[15]显然是文人理想的聚居之所。于是,得白马湖自然与人文二者皆美的条件,既离开了政治的尘嚣,又拥有清静的热闹,找到了一片适宜于伸展自己抱负的土地,正是这个作家群隐然成形的主因。这个群体的成员多半来自浙一师,他们当时的身份都是教师,在一起生活与工作,大都以春晖中学为阵地,结庐在白马湖边,相互为邻;有的未长居白马湖,但也曾到白马湖客居游学,同白马湖保持着密切联系。相同的生活经历,深厚的文人情谊与共同的文学理想,把这些作家紧紧地联在一起,这就有群体性的文学活动的开展。当时经常参与文学活动的作家有:在春晖与四中两地兼课的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在春晖的还有刘熏宇、刘叔琴、匡互生、朱光潜,在四中的有刘延陵、许杰、夏承焘、张孟闻等人,作家队伍的群体性组合已非常明显。

这个作家群体深厚的同志情谊的组合,营造了较为浓厚的文学氛围,在文坛留下了许多佳话。作家们置身于白马湖这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经常在一起讨论诗文写作,曾无数次地聚集在夏丏尊的平屋和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内,谈文学与艺术,谈东洋与西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16]。他们相互阅读批评彼此的作品,或帮着推荐出版作品,互相影响和促进,互相支持与砥砺,营造了诗性雅致、引人神往的白马湖生活。如夏丏尊在白马湖完成译作《爱的教育》,最初的读者和批评者就是白马湖同人:邻人君,君,是本书最初的爱读者,每期稿成即来阅读,为尽校正之劳;封面及插画,是邻人丰子恺的手笔。都使我不忘。[17]有的作家则由白马湖时期而起步文学创作,对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丰子恺当时学的是绘画,于文学出道较迟:我在校时不会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先生学习的。先生常常指示我读什么书,或拿含有好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受用。[18]朱光潜回忆其在春晖教书的经历时也说过: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与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观。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就是在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19]朱自清的第一部个人作品专集诗歌散文合集《踪迹》也是在夏丏尊介绍下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丰子恺为之制作了封面。这使得朱自清对这段生活有着十分动情的记述: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20]。朱自清自己曾为丰子恺的《〈子恺漫画〉代序》,也曾为俞平伯的《忆》写跋。这些都给作家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由此看来,白马湖畔的作家聚会,尽管时间并不长,但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并不少,这个群体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年的春晖学生,后来的作家谷斯范曾说过:在白马湖的三年,对我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白马湖浓郁的文学空气,经先生的高瞻远瞩,请来了一些名作家当教师,如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王任叔等,使我接近了文学,爱好文艺。其二,春晖中学在政治上接受了五四文学的传统,反对封建专制,向往民主与自由。 [21] 谷斯范的这段话,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这个受五四文学传统影响又营造了浓郁文学空气的作家群体的存在。非常可贵的是,这样的诗文往来的良好传统在作家群离开白马湖后依然一直保持着,如朱光潜在留英期间为青年人写的《谈动》《谈静》等文章于1926年11月至1928年3月先后发表在夏丏尊主编的《一般》杂志上,后又在刘薰宇夏丏尊的敦促帮助下汇集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由开明书店出版,夏丏尊还为之写序;夏丏尊在白马湖以及湖南时期的讲义,经过刘熏宇的整理修改后以《文章作法》为题发表;朱自清为《子恺画集》写跋(1926年11月),为《燕知草》作序等等。白马湖作家群同仁之间的这种互为序跋,相互批评相互推荐的文学交流活动,显然对于迅速扩大白马湖作家群在文学界的影响也起到了及其重要的推进作用。

再次,集中体现这个群体创作业绩的白马湖文学的涌现。判定一个作家群体文学活动的重要标志是文学创作。在白马湖时期,围绕在这个作家群体周围的文学刊物的出现,和一大批带着鲜明白马湖印记的文学创作的推出,标志着白马湖文学已初步成形。白马湖作家群创办的刊物,最有影响的是1922年10月31日由春晖同人创办的半月刊《春晖》,另有《四中之半月》和宁波雪花社社刊《大风》,后来在白马湖畔创办文艺刊物《山雨》,刊物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但都留下了这个作家群体的创作。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半月刊《春晖》,此刊由夏丏尊任校出版社主任,赵友山主管发行,丰子恺负责插图,而白马湖作家群则是主要撰稿人。此刊的抱负也着实不小,正如当初经亨颐在《春晖中学校计划书》里所希冀的那样,《春晖》不仅仅是一份普通的校园刊物,非如近来各校之校友会志,徒事表彰成绩已也,当以灌输思想学术为主旨,如近来《北京大学月刊》。促进社会文化之职责,当然与大学并驾齐驱。它确定的目标是:将来春晖中学月刊,为全国人民所必读,庶名副其实。春日之晖,普及遐迩,岂独一乡一邑哉![22]可见这个刊物的意义不可小觑。刊物于1923年初创办,辟有七个专栏,分别是由仰山楼曲院文艺五夜讲话白马湖读书录课余和半月来的本校。发行范围以省内外中等以上学校及省内各县高等小学为主,也有个人订户,每期发行量为一千一百份,刊物出至1924年底,总计48期,现存37期。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的许多散文名作最初都是从《春晖》上发出的。据现有资料,夏丏尊发表在《春晖》上的文章10余篇,较著者有:《读书与冥想》、《春晖的使命》、《无奈》、《彻底》、《学说思想与阶级》等;朱自清的文章数量更多,有《春晖的一月》、《白马湖读书录》、《刹那》、《水上》、《教育的信仰》、《课余》、《团体生活》、《文学的美读Puffer的美之心理学》;丰子恺的文章有:《艺术底慰安》、《青年与自然》、《山水间的生活》,另有漫画《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还有朱光潜的《无言之美》(1924年冬脱稿于白马湖畔,发表于《春晖》第35期)。《春晖》半月刊作为白马湖作家群聚集地出现的刊物,且持续时间甚长,当最能反映出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活动的活跃状况。

白马湖作家群也有较纯粹的文学刊物面世。1924年7月,在白马湖的朱自清、丰子恺与在上海的叶圣陶、刘大白、白采,北京的俞平伯、顾颉刚,宁波的刘延陵,以及以前的浙一师学生潘漠华等联手,由朱自清与俞平伯负责,编辑出版了诗文合集《我们的七月》;1925年6月,又编辑出版了类似的诗文合集《我们的六月》。这两个集子的整个编辑活动主要在春晖和宁波四中进行,这可视为这个群体文学活动开展的具体成果之一。

当然可以称之为白马湖文学的,不只是上述刊物、上述作家的作品,还应当包括这个作家群体的成员在白马湖时期的创作。这个数量就相当大了。如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于1923年10月11日完成于白马湖,俞平伯于1923年8月22日完成于北京,两篇文章同时刊于1924年1月2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上。即使就群体的核心人物朱自清等名家而言,除揭载于《春晖》以外,还有许多散文名篇都是在白马湖期间写成的,如《温州的踪迹》之三《白水漈》、之四《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为五卅惨案作《血歌》一首、《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飘零》等等。夏丏尊在白马湖时期写作的《并存和折中》、《中国的实用主义》、《〈爱的教育〉译者序言》《〈子恺漫画〉序》等,也都是颇有影响之作。

综观白马湖文学创作,作家们或流连于山水清风明月之间,或阐述着艺术化的生活,他们努力把艺术、宗教和生活三者完美结合,力求达到真善美的高度统一,从而达到人格精神的感化和新文化启蒙的目的。这些作品语言平实,口语化明显,有明显的谈话风,文章读来亲切自然,真挚朴实,又不失清新淡雅,已经奠定了这个作家群体的创作风格。朱自清在他的《白马湖读书录》里曾写道:味是什么?粗一点说,便是生活,便是个性,便是自我。[23] 这既可视为他个人的文学观,也可以看作这个作家群整体创作风格的某种注脚。这些作品里,作家们所追求的美的境界是纯净,平和,普遍,像汪汪千顷,一碧如镜的湖水。湖水的恬静,虽然没有涛谰的汹涌但那种中和与平静的光景,给我们以安息,给我们以滋养,使我们焕然一新[24]。这也许就是周作人所期望写出的白马湖的水色[25]了。台湾作家杨牧提出白马湖风格之说,看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恰恰印证了白马湖文学的存在并非空穴来风。

现在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由于白马湖作家群体在其发展过程中,集聚地发生了近乎群体性的变迁,部分作家经历了由白马湖而立达而开明的转移,于是这个作家群体的称谓就发生了问题:是称其为白马湖群体为好,还是就称其为立达派或开明派?对此,我认为问题应作多方面考虑,但有一点必须强调:鉴于白马湖文学在五四文坛的重要影响及白马湖时期作家的创作特质和文学精神,不论如何称谓,白马湖作家群的独立存在意义应得到充分反映,这个作家群体的概念是不能缺失的。

白马湖作家群后来的变化,诚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这个群体中的许多骨干后来又进入了立达时期和开明时期。由于立达和开明期时间相对较长,作家队伍也更为整齐,于是立达派或开明派的称谓就顺理成章地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如此称谓,不但与这个作家群的最初集聚地和发生地白马湖时期毫不相干,对白马湖作家群的称说留下了很大缺憾,而且立达派或开明派之说事实上也难以完全包容白马湖作家群。这至少有两层因素,其一,这个群体由白马湖而立达而开明的转移,有成员上的变迁,但并非整体搬迁,白马湖时期的作家群有自己的独特构成,有自己的创作范围和创作特色,两者不能简单取代。其二,更重要的是,白马湖文学和开明派创作分属两个不同时代,前者如谷斯范所说接受的是五四文学传统,体现出更多的五四文学精神,而开明派创作则显然包含了更多30年代文学的内涵,时代环境不同,作家的思想、艺术关注点也会有所不同。即如先生论述开明派由开明书店概括出一种开明精神[26],就很难完全落实到白马湖作家身上。

上面是就大略而言,倘若加以细微辨析,就不难发现,白马湖作家的思想倾向与艺术追求既同立达、开明有相通之处,也有立达、开明无可替代的地方,而且后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

白马湖文学精神中有一种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格和积极的人生参与态度,这是为一些开明派研究者只强调其平和宽容、稳健扎实一面所忽略的。夏丏尊在《读书与冥想》一文中曾如此表述他对地理环境的体认:如果说山是宗教的,那么湖可以说是艺术的、神秘的,海可以说是革命的了。这也许就是他和他的同仁们选择白马湖作为理想栖居地的缘由。白马湖地处浙东,背山而存,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27],又临近杭州湾,面向大海。这一方山水,孕育的白马湖精神,便是既有水的柔情,又有山的风骨和海的胸襟。这种精神大体上可以在白马湖作家身上找到。他们是文人,崇尚艺术化的生活,固然对山间明月江上清风的自然美景和文人雅集的人文之趣,表现出浓厚的兴致;但他们又是一群有抱负的文人,尤其是当他们身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风潮之中,刚性的一面也许会得到更充分的凸现。他们在浙一师期间对封建思想、封建势力的勇敢的反叛,已初露锋芒;在白马湖期间,此种精神依然得到张扬,由黄源的乌毡帽事件再次诱发为与当局的对抗,终至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白马湖作家群由此星散,又一次证明了这些作家宁折不弯的品格。与这种品格相对应,白马湖作家的创作也多少反映出刚性与柔性相融合的特点。综观这一时期的创作,作家门固然对山水间的生活颇感兴趣,但大量的作品与人生有关,有的还表达了对社会的义愤和抗争。试看朱自清的散文名篇中,那些经常被人们提起的积极参与社会人生之作,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为五卅惨案所作《血歌》等,几乎都是在白马湖时期写作的。可以说,就这个作家群体的整体倾向而言,人生派色彩是特别浓厚的。这可能同五四文学的整体艺术氛围有关。30年代以后,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进一步激化,从白马湖走出的作家,在阶级纷争的夹缝中生存,现实参与意识有所淡化,稳健扎实的一面加重了,于是就有了开明期很不相同的创作,然而这也恰恰区分了两个时期不同的创作趋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白马湖作家群作为一个文人群体,有一个颇具特色的标记,这就是许多作家同宗教有密切联系,宗教成为作家解释人生、表现人生的重要手段。这个标记在30、40年代的开明派中是逐渐淡化的。这个群体的实际领袖夏丏尊虽未皈依宗教,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曾表示要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教育[28],其创作中常常透出宗教的色彩。更重要的是,群体中还有一个当时一般朋友中不常现身而人人感到他影响的[29]人,他便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白马湖作家共同的畏友李叔同 一个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30]的高僧。20年代初、中期,李叔同已是化外之人,但却常常现身于白马湖,夏丏尊等还集资为其在白马湖构筑晚晴山庄,以便随时可与大师促膝倾谈艺术与宗教。作家们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31]和对大师品行的敬重,延伸为对他所皈依的佛教产生兴趣,继而与佛学发生更深的精神联系,并将其渗透在文学创作中。其中丰子恺是受弘一大师影响是最深的。他在《致广洽法师一八二》中说:弟自幼受弘一大师指示,对佛法信仰极深,至老不能变心[32],于是就有其大量浸透深切宗教体验的居士型散文的问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谈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而不谈白马湖,不谈白马湖时期的李叔同、夏丏尊、丰子恺,文学史的叙述肯定是不完整的,即此而言,白马湖文学和白马湖作家群实在有加以看重的必要。

白马湖文学作为产生在一个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产物,固然有其特指性,但白马湖在作家们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抽象的意象符号,是现代文人的一种精神指归,因此即便离开白马湖,也总是有一种驱之不去的白马湖情节,于是就有更多的白马湖文学的出现。上虞籍新月诗人陈梦家曾在《白马湖》一诗中写道:我悄悄的走了;沿着湖边的路,留下一个心愿:再来,白马湖![33]这恐怕是当时多数作家的心愿。而柳亚子在《题白马湖图》中所写的:红树青山白马湖,雨丝烟缕两模糊。欲行未忍留难得,惆怅前溪闻鹧鸪,虽不是写这个群体星散以后的感慨,但用来诉说白马湖作家惆怅心绪也是合适的。正是怀着一种对白马湖生活的迷恋和眷念,使得作家们在离开白马湖后依然用笔续写着白马湖。许多作家不仅曾数次回到白马湖畔进行文友之间的交流活动,一些状写白马湖风情的作品也是在再次回到白马湖时完成的。20年代后期,朱自清、俞平伯虽然远在北京,却依然惦着江南,写下了《白马湖》、《忆白马湖宁波旧游朱佩弦兄遗念》等深情怀念白马湖之作,字里行间透出对以往生活的眷恋。在骚扰的寂寞的上海,立达同人的生活是艰辛的,理想并不容易实现,没有了红树绿山的相伴,他们忙碌之余便会留恋那山中清静的热闹,白马湖生活就会不自觉涌上笔端。夏丏尊的被称为白马湖散文正宗之作的《白马湖之冬》便是30年代的作品,作品写白马湖如虎吼般的风,但勾起的却是对它的眷念: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哩![34]可见白马湖情节已深深烙印在作家们的心灵深处了。只要稍作检视,便可发现作家们离开白马湖后续写白马湖生活的作品数量很大,其中有小许多文章甚至是直接以白马湖为题的诗文创作,这些都应当视为白马湖文学的一部分。而且确如朱自清所说:这样的忆念之作,虽仍免不了取给于记忆中所留着的过去生活的影像。但这种影像在创作者的眼中,并不是过去的生活之模糊的副本,而是现在的生活之一部记忆也是现在的生活,所以是十分真实的。[35]因此,基于白马湖情节的作用,这个创作群体又有超越于地域与时段的作品,其独特的存在意义是更不应忽视的。

注释:

[1] 朱惠民:《关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浙江学刊》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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